富春萬華 女性視角的城市歷史想像

萬華近代發展史的女性身影

如果你曾經拜訪位於台南的「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」，或許會注意到，近代台灣歷史舞台上重要的女性人物，展示了蔡阿信醫師與黃阿祿嫂。蔡阿信醫師是台灣第一位赴日學醫的女性。返台後，開設婦科診所與產婆講習所，接生無數台灣之子，影響貢獻深遠不言可喻，但似乎較少提到她出身艋舺。

目前流傳描述艋舺地區的俗諺：「第一好張德寶；第二好黃阿祿嫂；第三好馬悄哥」，這段話主要描述當時艋舺郊商財勢傲人之姿，也可以說是當年的富商排行榜，那麼，排名第二的黃阿祿嫂生平如何呢？坦白說，留下來的資料很少，只知道她是來自福建晉江黃昭祿的妻子，姓吳，本名不詳，卒於1900年。但從有限資料的拼湊中，黃阿祿嫂絕對是影響台北開發歷史的重要人物之一。

根據後人的考據，《金墩潘湖支派(黃氏)族譜》，黃昭祿有兩位妻室，一位姓莊，一位姓林，從族譜所記載的生卒年月，大致推斷出這位黃阿祿嫂並未被登載在族譜中，但在黃昭祿1866年過世後，黃阿祿嫂從原本的傳統「家庭主婦」，接下家中木材生意的萬順料館，建立分級管理的生產工序、拔擢優秀員工，親自坐鎮指揮各項上山伐木選擇運輸等工作，使得料館生意蒸蒸日上，後並拓及樟腦生意，使黃家生意版圖日漸擴大。

昔日艋舺有三大碼頭，黃家擁有第一水門邊第一碼頭，儼然成為地方最重要的家族，但以熱心公益，慷慨參與在地公共事務。當年的黃家大宅院現在依然佇立，但據傳某次黃昭祿從福建載運木材之船供奉的媽祖神像，於原船卸貨回返福州途中，船隻原地打轉，經擲筊請示媽祖表示想留在艋舺，黃家將媽祖迎回自宅正廳供奉祭拜。後雖新蓋府邸，但媽祖神意表達希望留在舊宅，黃阿祿嫂雖將此處獻為祭祀媽祖宮殿，並開放給所有信徒參拜，定名為啟天宮。

1853年的械鬥，一群人離開艋舺，前往大稻埕開創新天地，迎來台灣茶葉出口貿易的新局，其中，英人陶德(John Dodd)有著關鍵性的影響。1868年，陶德與黃家租得一處店屋，看準艋舺地區有充足勞動力，擬以此地作為茶葉工廠。但由於當地民風仍難以接受雇用年輕女性，男女雜處、有違善良風俗，引發艋舺三大姓家族群起抗議，搗壞陶德的住家與工廠設備，陶德指控黃阿祿嫂為禍首，是艋舺在地有名的「艋舺租屋事件」。當時的官府畏懼洋人，壓制地方聲音，但幸而事情經由各方調解後結束，為感念宗親，黃阿祿嫂把家宅中央前後房屋與土地捐獻出來，作為「江夏黃氏家廟」，建築目前仍靜靜屹立，而從建築氣派細部優美之姿，不難想像當年的富裕及影響力。

比起名字沒被留下來的黃阿祿嫂，蔡阿信醫師的故事及其貢獻，隨著小說、電視劇等媒體傳播力量而廣為人知，不可諱言是時代女性的典範。然而，艋舺地區的優秀女性歷史故事遠遠不僅止於此。當蔡阿信醫師在台中清信醫院致力於培養產婆之際，有著「台灣文學少女」美稱的黃鳳姿(1928)，也在艋舺誕生了。

鳳姿出生於艋舺在地望族，曾祖父是通過鄉試的生員，父親是京都帝國大學的法學博士，於日本外務省任職，後任教於日本關西大學，母親則畢業於台北第三高女，受到書香世家的人文薰陶，更因曾祖母堅持保有諸多台灣傳統習俗，鳳姿從小即習得豐富的台灣民俗知識。就讀龍山公學校時，小學三年級，老師出的作文題目：「我的日常生活」，小女孩寫出台灣冬至習俗「冬至圓仔」一文，讓老師驚艷之餘，也把這篇介紹給西川滿。1939年，12歲少女所描繪的冬至，刊登在西川滿創辦的《台灣風土記》創刊號。此後一年，鳳姿寫了十一篇台灣的風俗習慣、五篇民間故事及傳說，1940年，集結為《七娘媽生》一書。同年底，另一本短文集《七爺八爺》出版，《七娘媽生》由日本出版社的台灣支店再版，可以想見，這些文字成為日本統治台灣期間，持續留下的台灣民俗紀錄。

鳳姿考上台北第三高女後，持續在《民俗台灣》雜誌，以及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等，發表文章、描述台灣常民生活，1943年，這些相關作品被日本出版社集結為《台湾の少女》（臺灣的少女）一書，黃鳳姿自然也被演繹為殖民地成功「內臺融合」的象徵人物。鳳姿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不久後，即與夫婿池田敏雄移居日本生活，帝國時期台灣少女的書寫就此擱下。然而，隨著近年來對台灣歷史的持續挖掘，黃鳳姿昔日作品得以被更多人重新認識，並且窺見艋舺地區民俗傳統，如何藉著少女的書寫，點滴流傳下來。

從清朝時期木材樟腦生意致富的黃阿祿嫂、貧窮出身經由教會支持苦讀奮鬥的蔡阿信醫師、書香世家知識菁英家族的文學少女黃鳳姿，這些故事說明女性如何突破環境的限制，憑著自己的努力，在不同領域展現強韌生命力。

隨著社會發展的腳步越來越開放，女性經由接受教育、爭取工作機會，而有個人獨立表現的機會也逐漸增加，同樣出身艋舺，有寶島歌后美稱的紀露霞(1936-)女士，從十九歲出道，到二十五歲結婚的短短六年間，錄製超過兩千首歌曲，從廣播、廣告歌曲、唱片錄製與電影主題曲，演唱過的歌曲成為台灣人共同的聲音記憶。是回憶，更是一路陪伴著台灣社會時代腳步向前推移。

街與市 萬華日日好時光

「艋舺」，向來被視為是台北開發最早的聚落之一，市集交易是聚落經濟發展的基礎，促成人們匯聚，也帶動街市的開發與昌盛。淡水河畔第一水門附近，因為是新店溪、大漢溪匯流而成的廣大河面，往昔稱為「大溪口」，從地契史料中查知，早在康熙48(1709)年即已經有漳泉移民來此拓墾。在此活動的平埔族以獨木舟載著蕃薯等物產來交易，逐漸形成市集，俗稱蕃薯市，街衢則通稱為「蕃薯市街」，後雅稱為「歡慈市街」，並視為艋舺地區最早的發源地──夾在媽祖宮與大溪口之間，即日治時期入船町2丁目和3丁目一帶，現今的貴陽街二段、西園路口以西一帶。從最初的蕃薯等農穫交易，逐漸也有大菁、苧麻各種貨物集散或出口。到了日治時期，這裡成為官方設置的「遊廓」區域，也就是官方許可的性產業集中管理區，一路下來，雖預埋了此後相關產業在此持續發展的歷史成因，但也可以想見，這裡曾經的眾商雲集與繁華市井。

日治時期，日人的市街改正將歡慈市街拓寬取直，街市景觀丕變，寬敞整齊街道兩側，從原本閩南紅磚厝，逐漸出現日本黑瓦屋，或是商家偏好的洋樓建築，船頭行、郊商、當鋪、旅館等商貿行業櫛比熱絡。從歡慈市街到國民政府來台後更名的貴陽街，自然博得台北第一街的稱號。

繁盛商業活動意味著人聲鼎沸，各方人馬匯聚於此，找尋機會，也期待安居立業。像是緊鄰著臺北城內的西門町，即是城內日本人住滿後，再往城外地區擴散的區域，因而稱為新起街。由於殖民統治的考量，加上公共衛生與疾病傳染等威脅課題，日本政府引入當時歐洲城市規劃的體制與概念，認為樹立宏大的都市計劃、建造壯麗的建築物，以及建設完整的都市設備，以及整齊衛生的環境景觀，乃是安定殖民統治的條件，故著手展開一系列大型公共建設投資，並啟動以「衛生第一主義」的都市治理觀念，加強改善公共衛生問題。

「市場」乃是其中的核心新增的都市服務機制之一。首先藉由地方商人財力籌辦私設市場集中管理，逐步頒布市場取締規則、收取公共衛生費增加經費，逐漸收歸公營並開辦公設市場，1918年的「下崁庄」新市集也就地新建，也就是今天新富市場的前身。

日本人在市區改正前，即著力於設置新的零售市場，以管制地區公共環境衛生、屠宰牲畜城市景觀，以及更重要的，掌握課徵貨物交易的稅金。1896年出現的「艋舺祖師廟市場」，於1908年遷移並新設稱為「新起町市場」(即今日西門紅樓)，至1921年後稱「西門町市場」，市場以八角紅樓與十字平面的新穎構造建築，在生鮮蔬果肉類鮮魚與日用百貨分區擺置，整齊管理體制外，同時帶入了現代化時髦的百貨商場概念，紅樓成為當時時尚購物地點。周邊且連結了神社、停車場與公共廁所等；不過，戰前此市場多為日本人使用。

至於以漢人為多所在的下崁庄市集，1918年底落成。1920年地方制度改變，1922年下崁庄地區逢町名改正，分為綠町與新富町兩個行政區，下崁庄市場因更名為「公設綠町食料品小賣市場」。但其所在地點偏僻，周遭流動攤販的競爭下，消費者流失，不得不選擇在人口較為稠密的新富町易地重建。1930年頒布新的「食料品小賣市場規則」，裡面明訂建築衛生規範守則，與排水、通風、遮陽、廁所、通道等等的設計規則。故1935年全新落成的「新富町食料品小賣市場」可說是第一座符合新式衛生標準的公設市場。比對前後興建的其他公設市場，其建築風格仍以浪漫的紅磚為主，新富市場以回字形變化而來的馬蹄形平面、非線性的動線與不對稱的開口位置，以及平屋頂的設計顯示現代主義的特質，外表飾以新藝術風格帶狀線條，搭配山牆設計的西洋歷史式樣，呈現出混合、過渡風格，至於建築內部格子樑設計，在當時仍相當罕見，有學者主張，研判應為台北市第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公設市場。

歡慈市街，後來更名為入船町，則設置入船市場，也就是現在大家熟知的「直興市場」，1938年開幕，周邊彙集了香燭舖、中藥鋪、雜貨舖，糕餅店、棉被店、綢緞莊、糊紙店、茶葉行與百貨行等等，傳統漢人生活所需的諸種商鋪一應俱全，不僅反映出當時漢人街庄的百業景觀與生活內容，傳達當時艋舺先民的日日好時光。

仔細觀察，這些店鋪許多仍環繞著傳統市場周邊地區，生氣盎然地持續運作著，不僅訴說著艋舺地區數百年來的富庶豐饒，傳統風采動人深刻，更意味這些生活樣貌有著無比強韌的永續能量。例如大理街從原本的製糖場域轉型為糖部文化園區，以文化藝術傳承的活用方式，傳遞曾經的甜蜜歷史，而台北市政府市場處協同忠泰建築藝術基金會，邀請在地社區居民和老攤商，共同轉型為新富町文化市場的創意方案，同樣訴說著傳統文化歷久彌新，越傳統，越新穎。

女性在城市中的身影，或許纖細嬌小，但卻因持續守護的堅定，而得以成為永遠走在潮流前端的超越與美好。